地下党领导人马识途的洪雅不了情
作者：王曾玉
序
1949年4月14日，一行人化妆成商贾，随淙淙人流成功混出成都老南门，星夜兼程逃往川西南边陲小县城洪雅。领头人叫马识途，时任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由于重庆发生了地下党叛变事件，他正处在国民党的通缉追捕当中。这是他第三次踏上第二故乡——洪雅的土地。
马识途其人
马识途，原名马千木，男，1915年1月出生于重庆市石宝乡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籍湖北，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名的革命家与文学家。历任地下党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和中国作协理事等职。
马识途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和纪实文学《在地下》以及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其中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一章，被姜文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
在百岁之际，马老还撰写了回忆录《百岁拾忆》。本书中有章节重点讲述了他和父亲马玉之在洪雅的经历。
2019年，104岁高龄的马老全新出版《马识途文集》，此书是他毕生文学创作的集中展示，记录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历史，是一部百年中国的革命历史画卷，是中国革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笔丰厚的宝贵财富。他的作品素材主要来自于长期在白区从事隐蔽的、九死一生的地下党工作和革命经历中的所见所闻。
马识途的革命经历
1931年，16岁的马识途从四川考入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侵略东北，马识途和同学们在北京参加了街头抗日宣传活动。
1933年，日本军队从天津打到北京，大家纷纷南逃，马识途爬火车顶逃到上海，在上海继续上中学，尔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
1935年，20岁的马识途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和抗日战争，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开始从事中共地下党革命活动。
1937年的12月，南京大屠杀前，马识途离开南京抵达武汉。
1938年，马识途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党工作。
1941年，马识途到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目的是掩护地下党工作。
马识途曾回忆这段经历说：严格说起来我不是专业作家，而是业余作家。我的志愿是革命，入党以后就准备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当职业革命家。后来一直做地下党，没准备搞文学。直到1941年，国民党特务迫害我们，我的爱人牺牲了，敌人到处追捕我。党的南方局让我到昆明隐蔽，在那里长期埋伏。到昆明后，我考虑上西南联大。我在南京已经读过大学，考西南联大没有问题。而且当时我的任务不是去上学，而是长期隐蔽继续做党的工作。我先考了西南联大的外文系，学了两年外国文学。因为国民党规定外文系的学生到了三、四年级都要去做美国空军的翻译员，而我当时是西南联大的党支部书记，领导学校党的工作，当然不能去当翻译。因此二年级结束后，我转到了中文系。当时外文系和中文系差不多，很多是相通的。所以我只用了两年功夫就把中文系的科目学完了。这期间接触了一些大师，“剽窃”了点创作方法，有了一些科班训练，因此就开始学写东西。但这都不是主要工作。后来我被调去滇南，准备打游击，然后又调回四川，到成都来。这期间我所写的东西统统烧掉了，因为地下工作规定不能留下片言只字，还要改名换姓。所以我那时学来的文学非常表皮，也没有将文学作为我的主要方向。解放以后我就从政了，担任过四川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也做过中科院西南分院的党委书记。这些跟文学是没关系的。而就在这期间，产生了马识途的第一次洪雅情结。
马识途的第一次洪雅情结
1941年，地下党人马识途遭国民党追捕，妻子被害，女儿不知所踪。在共产党南方局的安排下，他带着同是地下党人的许云和她的儿子，到洪雅隐蔽了六个月。为什么选择到洪雅避难呢？除了洪雅地理位置偏僻，山高皇帝远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曾在洪雅任过两届县长，同当地上层人士关系密切，二是马识途的大哥马千刚当时定居洪雅，所以在洪雅，他有许多社会关系可作避难掩护用。
父亲马玉之与洪雅
马玉之，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先后两次出任国民党洪雅县政府县长。
民国23年11月（1934年），马玉之第一次到洪雅县当县长。当时的洪雅境内，正匪风炽烈，民谚有云：“花溪一桶唐，柳江曾何杨，高庙一树李，要吃不敢尝。走过沙坝子（今高庙三星村），尽是棒客（土匪)王”。山区多股土匪以李汉山为首，啸聚人枪数百，打家劫舍，甚至延伸到峨眉、峨边等邻县，猖獗非常。为平息匪患，经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许尧卿推荐，调时任四川省政府参议的马玉之到洪雅任县长剿匪。
马玉之到洪雅途中，一路所见，均是饥民因匪患和天灾流离失所，成群结队的背井离乡，非常痛心。他决定以剿匪安民为重心，先着手整肃吏治，健全乡镇保甲，建立两个警察中队。再制定出各个击破，引蛇出洞的战术。他以剿灭李汉山为首任，亲自率领警察常备中队，会同驻军前往，并作现场战地指挥，经过激烈战斗，终将匪首李汉山捕获，押回县城，枪毙于南门外下柴市上。
在剿灭李汉山后，马玉之意识到仅凭武力进剿，耗费和牺牲都太大，所以决定对剩余股匪采用区别对待的办法:对其中能招安的给以招抚安顺。罪行昭著的顽固惯匪，则坚决予以武力剿灭。经过详细研究，确定对匪首杨万林从各方面给以宣导，请杨氏家族德高望重之人杨雨楼（川东道尹）写信劝降，找沈善诚（哥老会首领）上山诱劝，晓以利害，并允诺公平解决他和花溪唐姓的冤仇，最终成功招安杨万林。后来还任用他为县警察常备队第三队长，达到以匪治匪的目的。经过马玉之的一番巧妙分散瓦解和刚柔并济手段的实施，洪雅多年的匪患终于得到平息。
因在洪雅剿匪功勋卓著，名声大噪，1936年11月，马玉之被省主席刘湘指名调任，到他的家乡大邑县继续剿匪。
马玉之调离洪雅不久，洪雅匪患又开始猖厥起来，一个名叫李嘉猷的人，在继李汉山之后，又聚匪山区。这次匪患更为凶狠，人枪百余，绑票抢劫，血债累累。
于是，1938年3月，马玉之再次奉省政府令，第二次出任洪雅县县长。到任后立即展开对李嘉猷股匪的进剿，他率领军警，设伏围袭，很快将匪首李嘉猷捕获。抬回县城后，使用多年不用的大劈斩刑问斩，并在行刑时，找来相馆摄下李匪五花大绑、背插“处斩”长标和被斩后身首异处的照片，放大装框悬挂于县衙大门，以震慑众匪。此后，洪雅县内社会秩序恢复安定。
同时，马玉之在两次任洪雅县县长期间，还大兴教育，大力发展经济实体，商业、贸易蒸蒸日上。也结识了一大批有实力的军界、政界、商界大腕，势力甚众。这就是后来马识途在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和出卖时，来洪雅寻求庇护的重大原因。
大哥马千刚与洪雅
在父亲马玉之两任洪雅县县长期间，马识途的大哥马千刚迎娶了洪雅四大名门之一、“张”家排行老十的小姐张玉蓉，在洪雅安了家。
张氏家族是洪雅数百年来少有的名门望族，始祖张翥海，是明资政大夫，后人张鹏、张可进、张柱被乡人誉为“三珠树”。
清涧松筠张鹏，诗文出众，曾得嘉州学使王济南等赞为“奇童”。19岁以诗经考试成为全蜀之冠。弘治十八年中进士，深受皇帝器重。先后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浙江道监察御史、福建漳州知府。在任徽州推官期间，因断案公正，平反许多冤案，被当地人誉为“青天”，并立碑纪念。
张鹏生平诗文著作较多，有《北还集》、《西巡稿》、《纪行杂稿》等流传于世。其石刻题记，可见于洪雅县将军乡拳石寺中的流杯池与夹江、洪雅交界处庞坡洞的《稚川溪记》和乐山《皇明徐公墓志铭》等。
张可述，张鹏的儿子，历任浙江道监察御史，福建漳州知府。嘉靖十五年（1536）考得第一，入学补博士弟子。嘉靖二十六年，联捷考中进士。不久之后被任命为陕西威宁县知县。张可述著有《梓里资谭》、《云樵集》等书。
张柱，张家薪火传人，字石甫（参考了莫如德为张柱拜题的墓碑），号带江，洪雅县柳江乡人，是当时四川书法名人之一。张柱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父亲张澄，是乾隆己酉副贡。先人都以书法见长，所以张柱五岁起便开始临摹古代名人书帖，他不仅从临摹中吸取了古书法家的精华，还能独创一格，以“带江体”著名于世。广传他曾为京师贡院书写“天开文运”扁额，受到皇帝奖赐。后来培育出翰林曾璧光（进士、授恭亲王奕忻、醇郡王奕譞、贵州巡抚）和成都人莫如德进士。
张柱先后出任湖北石首县知县、湖北孝感知县。所到之处，百姓无不赞颂其公正，为之立祠专祀。张柱病死于故里后，他的书法艺术流传至今，为县内外人士所赞赏。并曾在民国25年（1936）上海举行的全国近代书法展览中，被评为全国近代书家第6名。
马识途的大哥马千刚，就娶了翰墨书香、殷实之家，张亮泉的十小姐。
马识途的第二次洪雅情结
1946年，马识途到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因为川康特委机关的房子实在太破旧不堪，无法居住和办公，而马识途又一时找不到可以出资修葺的人。所以这一年冬天，马识途第二次到洪雅，目的是动员大哥出钱帮忙修缮特委机关房屋，马千刚欣然允许。
后来，马千刚携妻子张玉蓉回重庆忠县老家，经营土地、房屋、槽坊、酒馆等家产。解放后，因被评为地主成分而衣食无着。马识途每个月寄生活费26元给与救助，但被人批评为阶级立场不稳，是非不清，所以被迫中断了对大哥的援助。1960年，马千刚，这个曾经为党的革命事业添砖加瓦的男人，在贫病交加中过世，他的孩子们也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为此，马识途曾在大哥坟前泣不成声。马识途第二次在洪雅期间，有人经常看见他和另一个青年在青衣江边散步、促膝而谈天下大事和人生情怀，那个人是罗广斌。
罗广斌，（1924-1967），作家，小说《红岩》作者。罗家与马家是世交，有亲戚关系，都是重庆忠县人。罗广斌与马识途是朋友，亦是战友，罗广斌后来也成为了地下党人。他是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胞弟，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1948年被捕，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建国后，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跳楼自杀。
罗广斌出生在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是川东忠县的贫农兼木匠，父亲罗宇涵十九岁中秀才，科举制度废除后，被保送进入成都东洋学堂。罗广斌出世时，父亲在川大法学院任训导，毕业于法政学校的母亲，在高等法院工作，父母均是国民党员。大哥罗广文早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第七编练区司令，统率十七万大军，肩负国民党西南防务重任。罗家声势显赫，田产富庶，在洪雅县每年收入过千石，成都收入约百石，另有房产三处。罗广斌从小生活在非常优裕的环境中，备受家人溺爱，从未尝过生活的愁苦滋味。
1939年2月，为躲避空袭，罗广斌随父母迁居到洪雅县城，就读于洪雅中学。当时马识途的父亲马玉之正时任洪雅县县长。马玉之两次出任洪雅县县长，都带着罗广斌的父母，所以两家相交深厚。罗广斌喜欢文学，爱读欧洲古典小说，少年早熟。
1940年，读初中四期的罗广斌与同学牟学莲产生恋情，罗广斌异常执着，但家人知道坚决反对，理由是罗与家道中落的商人家女儿谈恋爱，“门不当户不对”。父亲中断罗广斌在洪雅的学业，将他带回成都，并对他的一切行动进行严密监视。
罗广斌在家里度过了三年囚徒式的封闭生活，逐渐看清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毒恶，为追求自由与平等，他与家庭抗争，甚至与父亲打了一架，导致矛盾异常激化，但又苦于无法找到重获自由的出路。恰在此时，他遇到了马识途（当时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同情他的遭遇，支持他的反抗精神，并真诚地告诉他说：“恋爱是年青人的权利”。于是罗广斌开始追随马识途，一起参与到革命工作中来。
1944年初，罗广斌跟随马识途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这里，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经过“一二·一”学生运动的锻炼，改变了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他从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投身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在西南联大附中的学习生活，是罗广斌人生的转折点，让他摆脱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道路，找到了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和信念。
在1946年，罗广斌陪同马识途到洪雅融资。革命情谊愈加深厚，他们都与洪雅结下不解之缘。
马识途的第三次洪雅情结
1948年，重庆发生了一件地下党叛变事件，时任川康特委副书记的马识途，第三次与洪雅结下深厚情谊。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由地下党重庆市委主办的宣传材料《挺进报》，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召去臭骂了一顿，并勒令其限期破案。
仅仅在一个月之后，特务就找到了破解《挺进报》的突破口，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川西的地下组织。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李文祥、刘国定先后被捕。特务施用重刑，李刘二人相继叛变投敌，致使川东、川康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地下党领导纷纷转移隐蔽。
1949年元月，国民党接到刘国定密探报告，于元月14日逮捕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特委副书记钟曙光夫妇等人。幸运的是，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成功脱险。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飞抵成都，知道此消息后大为恼怒。伪四川省特委会几员心腹爱将立即向毛人凤保证，将近快将马识途等川康共党分子抓捕归案。此时，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已转移到僻处川康边境的洪雅县隐蔽起来，这是马识途第二次到洪雅避难，第三次来到洪雅，就是文章开头“序”中那一幕。
为隐蔽行踪，马识途这次同行者有几个人，到达洪雅后，在县城的老西门安定下来，马识途出资购买了“何”姓殷实之家没落后的房产作为居室(现在房屋还在)，后来，因马识途再次离开洪雅，解放后这房产便充了公，分给了穷人们，现由两家分而居之。由于洪雅县城市扩建和开发的脚步已抵达门前，所以此故居处于即将拆迁中，所幸赶在撤迁前，我拍了一些珍贵的图片保存下来。
这次逃往洪雅的一路随行人中包括赵干成，陈仕国等，部分人从此在洪雅安家落户。赵干成，与马识途为表兄弟，也是地下党员，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打成洪雅县最有名的右派。理由是他说过一句话：“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退休前为洪雅县红星医院的中医骨干，现已过世。其大儿子赵文生秉承了他的衣钵，如今已70多岁，在洪雅县中医院任返聘医生，是全省知名的老中医专家。小儿子赵质生，洪雅中学退休英语教师，高中阶段是我的英语老师，教学水平非常了得。大女儿安家内蒙，三年前曾与小女儿来老宅拍照寻踪。他们手里有两本马识途兄弟合写的《百岁拾忆》，书中详细记载了马玉之和马识途和其父辈在洪雅的经历。
随行人陈仕国也在城西安了家，现在的房屋就在马识途洪雅旧居后面大概10米处，据陈仕国的儿子陈发清讲，他父亲跟随马识途一路来洪雅时，并不知道他的地下党身份。由于没有文化，就在周围碾房帮人碾米，也参与过分马识途的旧房子。他的夫人徐志珍是一中农人家的女儿，结婚时新房就设在马识途的旧居中。如今，陈仕国已过世多年，夫人徐志珍已104岁，身体尚健，只是两耳已经失聪。
马识途离开洪雅后，陈家与赵家，以及安家在罗坝的其他同行者的家人子女，一直素有往来。
马识途与洪雅地下党人罗英
1946年，马识途到成都任川康特委副书记时。在前任留给他的组织关系中，“洪雅罗坝罗英”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对第二故乡洪雅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爱屋及乌，对地下党员罗英也产生了特别的关注。这一年，在他与雅乐工委书记陈俊卿接头时，便把罗英的组织关系交给了老陈。之后，仁寿县籍田暴动失败，武工队转移到洪雅活动，又把枪支交给罗英，确定总岗山为川西南武装斗争的根据地。
1948年上半年，马识途决定在总岗山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先由吕瑛领导大邑游击队，于7月12日在糖场举行武装暴动，攻打刘文彩，然后把队伍拉上总岗山，但是被保安团镇压了下去。于是马识途和陈俊卿商量决定，在洪雅发动群众，与仁寿邹玉琳的游击队会合，先夺取洪雅城内宫保府武器库武器，再举行起义把队伍拉上总岗山打游击。为此，陈俊卿来到罗坝，动员罗英到城内开展工作。恰在此时，洪雅民社党执委罗奎武写信，邀请罗英到城内当《洪名报》总编辑，并加入民社党。陈俊卿看完信后，立即决定利用这封信派罗英去《洪民报》，以此作为掩护开展工作。虽然这些决定都是马识途和陈俊卿商量决定的。但由于地下组织的原则，马识途和罗英并未发生直接联系，但马识途是知道罗英的，其实他就是罗英的上级领导。
罗英是一位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是一位素来对党怀着深厚感情的人。1948年11月，陈俊卿在五通桥被捕，罗英失去了上级党的联系，因此便开始到处找党，从外地转移到洪雅的党员中找党，派人出去找党，自己亲自到雅安找党。1949年12月17日，洪雅解放，他到丹棱县十六军军事前线指挥部拜访了军长尹先炳和军政治部主任，请军长帮他找上级党。1950年1月7日，老区首批干部到洪，他又到洪雅县委要求找他的上级党和领导人。
此时，马识途已经随贺龙、李井泉于12月30日到达成都，也正在通过眉山地委寻找罗英。洪雅县委书记郭岚接到地委通知后立即告诉罗英:“你的上级领导马识途正在找你，赶快到成都川西区党委组织部找他吧”。罗英心急如焚地赶到成都，终于找到了心中盼望已久的上级领导马识途，像孤儿找到母亲一样。马识途也第一次见到他心中挂念多年的下属罗英，心情非常激动。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谈话简短，但他们见面时的感情是典型的地下党人之间最纯洁的战友情。这种战友情最终在他们之间默默地流淌了几十年。
马识途为罗英平反
1951年的3月，在成都川西区第二期地下党员学习班，罗英被扣上了“当洪雅民社党《洪名报》总编辑就是思想叛徒”的罪行，被开除了党籍，关押了几个月并遣送回老家务农。罗英一直向中央组织部写申诉信，想澄清自己的清白无辜。他坚持写了32年，直到1983年4月，他和“洪雅地下党是叛徒”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当他知道他的平反报告是由乐山市地委组织部派李展，首先送给曾经的老领导马识途，马老欣然签字同意恢复他的党籍，才报省委组织部批下来的后，悲喜交加，热泪盈眶，立即挥笔草书了一副俊逸的五律送给马识途——他心中地下党时期的上级领导和战友，倾诉了自己的感情和遭遇。从此开启了罗英和马识途这两位革命家30多年的书信往来。
马识途逃离洪雅
第三次到洪雅避难一段时间后，马识途就接到上级组织指示，命令他尽快赶赴香港，同上海转移到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南京局领导钱瑛会合，继续领导川康滇黔地下党工作。可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已严密封锁了洪雅的港口码头和河道水口，也封锁了洪雅去外地的陆上交通要道，张网以待马识途，他要离开洪雅比登天还要难。同时，国民党还运用严密的政治与经济手段，对川康形成政治、经济、军事、宣传舆论等各方面全面进攻的战略，对川康构成巨大的威胁。
当时，洪雅有个叫李良知的实业家，曾在1934年被马识途之父马玉之聘为督学，并举荐为教育局长，马玉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熟悉马玉之的子女们。马识途对李良知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将他视作可靠统战对象，所以大胆求助于他，希望他能找到洪雅著名袍哥首领，洪雅、夹江、峨眉、丹棱等七县联防大队长沈善诚帮忙，护送他离开洪雅。李良知在详细分析了洪雅上层人际关系后，认为他同沈善诚的关系，远不及牟继尧密切，要说动沈善诚帮此大忙，非牟继尧莫属。于是，李良知在县门外别墅宴请马识途，特意请牟继尧作陪，在席上说服牟继尧找沈善诚做工作。因为牟继尧控股的“裕丰商号”，长期给沈善诚交保护费，请沈善诚为“裕丰商号”的人员和货物保驾护航，属于合理要求。鉴于沈善诚在袍哥界的威望，从未出现过闪失，彼此十分信任，牟继尧亲自拜访沈善诚，谎称商界好友“张先生”有急事回重庆，去成都路上不安全，请沈善诚务必派人护送。
民国38年（1949年）春，沈善诚派贴心保镖持他的名片，帮助马识途安全离开洪雅，辗转香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已在香港的马识途带领撤退到当地的地下党员前往北平，向中央组织部报到。
解放后，马识途曾多次来洪雅走亲访友，回忆往昔峥嵘岁月，受到洪雅县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一代革命家、文学家马识途和他的家人，曾为洪雅县的解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一家，和洪雅结下了深厚的千古不了情。这份深厚的情谊，将被永远载入史册，也将被洪雅人民世代铭记于心。
作者简介：王曾玉，笔名曾玉，中学教师，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人。有现代诗、散文，古诗词、文学评论等散见于《星星》诗刊、《重庆法制报》、《河南科技报》副刊、以及《眉山日报》和《东坡文学》等各市县级刊物。有诗集《我喜欢的寂静》出版。
本文来源：洪雅县地方文化碑林研究会公众号
马识途当年的清江壮歌非常火，和夜幕下的哈尔滨齐名，八十年代初都在央广连载，每天半小时。清江壮歌讲的就是他在雅洪一带的活动。王老师这篇文章写得好，史料颇丰。讲讲我知道的。
马识途在川渝地下党里面资历非常深，多少得益于他父亲的官场关系，后来他一被追捕就跑洪雅避难。文革期间江青说过一句话：四川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当然她肯定是污蔑，但也可看出当年四川地下党何等惨烈。罗广斌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红岩》，脍炙人口。一篇是向中央做的四川地下党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直到十年前才被披露。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字字血泪，四川地下党是烂透了，高层领导可以说是争先恐后出卖下级，最后自己也跟下级一起上刑场。红岩里面的蒲志高只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缩影，当年的四川可不止一个蒲志高。四川地下党整体上是不被信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洪雅一解放罗英就被打入另册的根本原因。搞地下工作特别没有意思，骨子里都是在孤军作战，没有战友，彼此充满怀疑。文革一开始，坐过牢的罗广斌被打成叛徒，没坐过牢马识途也被打成叛徒。马识途平反后事情并没有结束，他的一个战友一直在控诉他出卖过同志。这个战友死后，他的后人继续控诉，到处发文，十年前我看过这些控诉文章。是真有其事还是特殊工作所造成的误解，不得而知。出卖与被出卖本就是地下工作的常态，如果对这一点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地下工作者。
1978年我曾见过罗英，他在竹菁关道班房门口躲雨。一个老农民，带着斗笠，裤腿挽着，脚上满是泥巴。没人搭理他，他走后有人才说他是罗英，听者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威名赫赫的罗英会落魄成这样。解放后马识途一直在四川工作，罗英的情况他不可能不知道，从这一点来说，马识途是不够厚道的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洪雅就是鹅城？ 第一段不能用逃往，奔赴不行么 秋天的雨 发表于 2024-3-29 11:47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洪雅就是鹅城？
你说对了！！
让子弹飞，就是他根据他父亲到洪雅上任的故事改编的，所以当好子弹飞出来，很多媒体都在报道，鹅城就是那个时候的洪雅
额 原来洪雅还有辣么多的故事，为啥没人编辑成书，让洪雅人读懂故乡 拜读。
马老为洪雅及洪雅烈士陵园题写不少字，现在不知所踪。 好长，还是看完了 在当初的时代背景下，一家子红白黑都有 应该把李玉光和张炳南写进书里，拍一部电影《瓦屋山剿匪记》
秋天的雨 发表于 2024-3-29 11:47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洪雅就是鹅城？
是滴， 最稀饭你 发表于 2024-3-29 11:49
你说对了！！
让子弹飞，就是他根据他父亲到洪雅上任的故事改编的，所以当好子弹飞出来，很多媒体都在报 ...
乱扯，马识途老先生自己都说《盗官记》原型是重庆忠县剿匪的故事。 赞赞赞赞赞赞 朝闻道 发表于 2024-3-29 11:58
乱扯，马识途老先生自己都说《盗官记》原型是重庆忠县剿匪的故事。
主要是电影里鹅城属于西康省 秋天的雨 发表于 2024-3-29 12:02
主要是电影里鹅城属于西康省
电影里就没说鹅城是哪个省的，马拉火车的人外景是在北京大兴，黄四郎的碉楼是在广东开平，县衙行署是在贵州，几处取景色。
《让子弹飞》我每年都要看一遍，姜文的访谈我也看了，半字歌都和洪雅无关。